鸦片战争后沦为“万国租界”的鼓浪屿，弥漫着浓厚的西方文化气息。1941 年，殷承宗出生在鼓浪屿这个小岛上的一个基督教家庭。当时殷家的大厅中有台老式落地留声机和为数不少声乐、器乐、圣乐各类的唱片。他三岁那年，三姑家的钢琴暂时搬来家中寄存（三姑丈林文庆是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殷承宗非常爱听弹钢琴，常常是自己搬个小凳子，坐在琴旁听姐姐们练琴，听累了就靠在琴旁打盹，醒来又接着听。可惜这台钢琴一年多被搬走了。1948 年底，大妈家由上海迁往香港，把上海家中的两台钢琴运到鼓浪屿。六、七岁的殷承宗，开始时只是用耳朵听，过几天想自己也摸一摸钢琴，出乎意料竟然可以把那些听过的曲调弹出来。由于家境不济，他用帮大妈摆放皮鞋奖赏的两块美元，花一块钱跟一位牧师太太学了一个月识谱，另一块钱则是用来买乐谱，开始自己看谱练琴，不会就问姐姐，家里的曲谱弹完了，就到处去借。就这样，到九岁时他已经会弹不少的曲子。看到殷承宗确有钢琴天赋，大家商量为他筹办独奏音乐会，在当时，一个九岁的孩子开独奏会可是件新奇的事，于是在会前请陈振源先生指导了近三个月。当标题“九岁幼童殷承宗钢琴独奏音乐会”的海报一贴出，有三百座位的门票很快就售完了。
1950 年春天，九岁的殷承宗在鼓浪屿毓德女中礼堂举行了钢琴独奏会，他弹奏肖邦的《圆舞曲》、舒伯特的《小夜曲》和《军队进行曲》、帕德列夫斯基的《小步舞曲》，还有他自己改编的革命歌曲《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和《解放军进行曲》等等。座无虚席的礼堂，每弹完一曲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独奏音乐会取得了圆满成功。之后，他又继续学了一段时间的钢琴，但不久因在去学琴的路上把钱丢掉了，只好又重回他所说“自己在家里乱弹”的日子。
鼓浪屿是音乐的摇篮，但不具备正规的音乐专业教育的条件，许多亲戚、朋友劝他到上海接受正规的钢琴训练，殷承宗有些舍不得从没离开过的温暖的家，舍不得离开教堂的唱诗班（在那里哥姐们唱歌，他伴奏，每逢圣诞节和复活节，都要举行音乐会）；捨不得离开让他享有愉快童年的鼓浪屿。何况以当时的家庭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他到外地求学。但北上求学始终是他挥之不去的梦想，因为他清楚的认识到要真正走这条音乐之路就不能留在鼓浪屿。终于，机遇来了，积极推荐殷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厦门市音协主席杨炳维代表音协慨然赞助了 25 块钱，殷承宗毅然告别家乡，提着一只小旧皮箱上路，迈出他人生旅途决定性的一步——到上海报考音乐学院附中。
那时从鼓浪屿到上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要乘坐长途汽车，攀山越岭，翻跨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至江西鹰潭，然后再坐火车到上海，对于从未离开那没有汽车的鼓浪屿，一闻汽油味就晕车呕吐的殷承宗，熬过长达五天旅途颠簸，接受了北上求学难忘的第一课。
北上求学
1954 年夏，十二岁的殷承宗几经艰辛来到上海，在入学考试上，他弹奏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以 98 高分摘取了两千多名考生中的状元榜首，进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安排在马思荪老师班上学习。两个月后，他被苏联专家谢洛夫选入专家班。在谢洛夫所教的七、八个学生中，有青年教师、大学生，只有他一个是中学生，而且仅接受过几个月的正规训练。谢洛夫一上课就要他弹肖邦练习曲等高难度的曲子，这意味要求他比其他学生更加刻苦。然而他却以此为乐，因为这将促使他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到一个很高的起点，而去攀登更高的目标。他在音乐学院附中二年级时，来校参观的苏联音乐学院代表团中一位音乐家听完他弹门德尔松的《严肃变奏曲》后，在礼堂发表演讲时非常欣赏殷承宗的演奏，认定这个孩子以后会震惊世界。
1956 年夏，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开幕式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参加演出的都是全国音乐界名家或新秀，音乐会节目中惟一的一个少年钢琴独奏——儿童组曲《快乐的假日》，正是带着红领巾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初二学习的殷承宗。
殷承宗在校内不仅钢琴弹得好，各门文化课都名列前茅，运动会上更出尽风头。他的60 米短跑记录保持了许多年，还代表学校到区里参加比赛。他担任过班长、少先队大队长。就在这样的气氛中他渡过了在音乐学院附中的最初两年。
1956 年，殷承宗上初三时，谢洛夫奉调回国。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设在天津，1958 年迁北京）任教的苏联专家塔图良到上海选择学生，殷承宗被选中，跟随专家到天津。塔图良认为殷很有天分，想让他参加国际比赛，给殷各种各样的练习曲，不但要照谱弹，还要转调弹，在上海跟谢洛夫学习时，他每天练琴五、六小时，没有感到太大的压力，但到中央音乐学院后，周围的同学如顾圣婴、刘诗昆、李名强等都有很高的水平，他又面临比赛，意识到自己的基本功、技术问题如果不能够在 16 岁之前解决的话，以后就会更加困难。他开始拼命练琴，有时一天要练上十到十二小时，苦练之下钢琴水平提高很快。可惜一年之后因塔图良的太太在游泰山时坐轿子，被苏联大使馆知道，认为是犯大错（坐轿是骑人民头上），把塔图良调回苏联，殷承宗便又返回上海。
回上海后遇上第三位苏联老师，钢琴家阿尔札玛诺娃，她让殷准备参加罗马尼亚埃聂斯库比赛，出国比赛之前，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苏联专家克拉芙琴科（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教授、著名演奏家）到上海讲学，听了殷的演奏后，把他带回中央音乐学院继续准备比赛，1958 年，16 岁的殷承宗，第一次赴罗马尼亚参赛。由于刚更换老师，没足够时间准备，匆促上阵，没能得到正常发挥，初次铩羽，名落孙山。但他觉得有机会听到那么多高手演奏，获益良多。
比赛后，殷回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跟从克拉芙琴科学习，那时他开始准备下一个比赛——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有了上次临场的经验，他更加努力，下苦功解决技术上的难点，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起床练琴，找比赛中最难的曲子练习，半年如一日。
1959 年，17 岁的殷承宗参加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荣获第一名。预赛前一天，他突然病倒，发高烧 39 度多，他带病坚持参加，通过了预赛。决赛中他演奏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舒伯特的《即兴奏鸣曲》和《塔兰泰拉舞曲》，获得评委高度评价，十位评委全部给予满分，荣获了金牌。
得奖后，他在国内开始有了名气，也不断有机会参加各种演出。此时他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为参加柴可夫斯基比赛做准备。时值殷承宗上高中三年级，除准备比赛，还得为留学苏联做准备。这不仅要上文化课，还要学俄文，每天得背九十到一百个生词，不久后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他们这最后一批留苏学生，行前还得到乡下参加劳动和接受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思想教育。
留学苏联 荣获殊誉
殷承宗到了苏联，先被分配到奥得萨音乐学院，开头一个多月的时间整天和苏联同学辩论，因为一谈政治大家观点不同。后来，教过殷三年的老师克拉芙琴科到文化部交涉，他才被换到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来到克拉芙琴科的身边，由于天天上政治课使得他第一年没有学到什么，到了第二年，因为要参加比赛，才被特许全力以赴做赛前的准备。
柴可夫斯基比赛是全世界瞩目的大赛，1958 年举行的首届冠军是美国人范·克里伯恩，在美国引起轰动，回纽约时受到夹道欢迎，殷准备参加的第二届规模更大。报名参赛的 66 名选手中，仅美国人就占了近一半，苏联则由各加盟共和国逐级选拔上来，参赛者中还有如英国的奥格顿和苏联的阿什坚纳西都是年逾 25 岁、多次国际比赛摘冠的职业演奏家。比赛曲目涵盖古典至现代，时间长达好几个小时。他面临巨大的挑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练琴。当时学校的钢琴每天只让练四小时，老师帮他安排到红十月钢琴厂练琴。琴厂离宿舍很远，乘搭无轨电车需要一小时，殷承宗每天都坚持练到深夜一两点才赶末班车回宿舍。冬天下大雪，有一次因拼命追赶末班车被甩了下来，胸部撞伤导致内出血，痛了三个月仍坚持练琴。当时在离琴厂较近的列宁格勒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学生会，见到他这样辛苦，就让他睡在学生会的办公室。
1962 年，殷承宗代表中国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荣获第二名。一个 20 岁且只接受正规训练八年的音乐学院二年级学生，在世界上顶级水平的国际大赛中，从众多强手中夺得第二名，许多评委给予高度的赞赏：“殷承宗有着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和无懈可击的技巧”，“殷以他的才华征服了莫斯科人”。
事实也是如此，殷首轮演奏即以其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和无懈可击的技巧震撼四座，他是那天最后的一个演奏者，与会者反应强烈，散场仍余兴未尽，在会场里热烈评议达一小时才散去。比赛后原订宣布比赛结果的时间一再推迟，因为，当时评选的结果要克里姆林宫批准才能公布。在当时中苏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政治介入调整了排名次序，把原来第一名苏、中各一，第二名英、美各一，调整成第一名为苏、英，第二名为中、美的排列。当时评委之一的法国马格丽特·朗曾为之打抱不平。他对殷说，他们不给你第一，你来参加我们法国的钢琴比赛，你一定能够第一（殷回国后，他们邀请过殷和他的老师参加法国比赛，但未成行）
得奖后殷承宗在苏联各地进行了五、六十场巡回演出，使他的音乐视野更宽广了。在苏联的三年中，他不仅要上专业课，还修室内乐、伴奏课及各种音乐理论。他经常去听音乐会，看歌剧或芭蕾舞。他还喜欢到博物馆看画展，有次被画家雷文坦一幅题为“独木桥”的水景画吸引住了，仿佛从画面上听到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的艺术气氛给了他许多音乐灵感，让他对俄罗斯文化和音乐有了深刻的理解。
在苏联留学三年，殷承宗以各科满分的优异成绩，提前把主修的钢琴本科课程全部修毕，并继续修读作曲和指挥。1963 年暑假，他接到要他回国的通知，回国后，他留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深造。
寻找钢琴的出路
殷承宗回想当年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大炼钢铁的年代，学校要到炼钢炉前开音乐会。那时学院出现了“钢琴灭亡论”，认为钢琴弹的都是西洋的东西，工人们听不懂，不能为工农兵服务，还是拉二胡、打扬琴、弹古筝好。团支部则动员团员带头改行学民乐，当时他很不服气，他说可以搞创作，写一些中国的东西，他的《秧歌舞》就是在 1958 年开始写作的，当时只开了一个头，因为没有人把笨重的钢琴搬到炼钢炉前去演奏。
殷承宗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音乐界出现了许多奇谈怪论，提出这个不能弹，那个也不能弹，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更不能弹，因为他背叛祖国，十月革命后出走西方。从小接触西方音乐的殷承宗，一直受教于苏联老师，留学期间接触的也都是苏联的东西，又刚得大奖，雄心壮志准备大干一番事业，回国后却发现钢琴不能弹了，心想如果再不去学点民族的东西，钢琴就更没有出路。
1963 年，殷承宗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为毛主席演奏。那是 1963 年岁末 12 月 31 日，在中南海毛主席的客厅，毛主席是为了解当时文艺界的情况而安排这个小型文艺晚会。晚会上殷承宗弹了自己创作的《秧歌舞》和肖邦的《诙谐曲》第二号。弹后被安排坐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谈了很多，由于精神紧张加上毛主席浓重的湖南口音，他就是听不懂，后来经新华社记者翻译，才知道毛主席是说殷承宗的钢琴弹得很好，以后要多搞一些民族的东西。
1964 年 9 月，殷承宗参加“四清”，被安排到北京通县劳动锻炼，一去就是一年。这一年里，他总是不死心，想方设法为钢琴找出路，他认为如果不努力求存，自己的钢琴前途就会断送了。他以给农民演出为理由，要求学校搬架钢琴到乡下，终于在春节前搬了一架钢琴到生产队。这样他白天干农活，晚上可以练琴，许多农民从来没见过钢琴，男女老少都跑来看，他也和农民交上朋友。
从农村回来后，他创作了《农村新歌》。这是一些革命歌曲及农民喜欢的小调，中间加上朗诵、喊号子，边弹边唱，很是热闹，周总理听后给予高度的评价。那年，周总理在听了他演奏瞿维改编的《洪湖水，浪打浪》后说：“我过去对钢琴如何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感到信心不足，听了你的《洪湖水》后，我有信心了。”这些尝试和所得到的肯定，对殷承宗后来创作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起了启迪作用。
1965 年殷承宗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到中央乐团担任首席钢琴演奏家。
1966 年 6 月初，《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除四旧”、“批判文艺黑线”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化系统各部门及各院校迅速掀起批判“封、资、修”、“大、洋、古”和“文艺黑线人物”的狂潮。红卫兵四处抄家，破四旧，有人提出钢琴是“资产阶级的玩艺”，“不能为工农兵服务”，应该砸烂它。
殷承宗看到出现了样板戏，京剧演员、芭蕾舞演员还活跃舞台上，他不再消极等待，决心用实践证明钢琴是能够“洋为中用”、能够为工农兵服务的。1967 年 5 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各地掀起了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社会上去宣传演出的热潮，他和几个朋友自发采取一个大胆行动，把一台立式钢琴搬到天安门广场演出，从弹奏群众熟悉的歌曲开始，接着让观众随意点奏。开始大多点的是当时流行的语录歌，却有个观众要求听京剧。他当时对京剧一窍不通，但因中央乐团已搞了交响音乐《沙家滨》，对该剧的曲调还比较熟悉，就凭记忆弹了一点。回去后他连夜赶写了该剧中沙奶奶斥敌的一段，第二天找一个会唱的人，回到天安门去又弹又唱，反应非常热烈。在天安门连演三天后，又到建国门等北京其他街头去演出，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收到大量的群众来信。
钢琴伴唱“红灯记”
有了天安门演出的经历以受到观众点唱京剧的启发，殷承宗终于找到钢琴的一条出路——用钢琴为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伴唱。于是他便到中国京剧团去拜师，《红灯记》创作者之一的刘吉典把孙玄龄（中央戏剧学院青年教师）介绍给他，他便开始学京戏并写曲子。殷很喜爱《红灯记》戏中李铁梅的唱腔，就写了李铁梅的三段曲子，又马上去找唱李铁梅的京剧演员刘长瑜合练。在合练中刘长瑜边唱边指点殷的钢琴如何配合京剧的唱腔。她发现殷很聪敏，一听就懂，殷也觉得刘对钢琴适应很快，他们练了几次，感觉很好。
1967 年国庆节，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演出节目中，殷承宗和刘长瑜的钢琴伴唱《红灯记》以及毛主席诗词《咏梅》引起了轰动。在场的中国唱片社人员决定录音后上报中央。演出后不久，殷被通知去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央首长接见。首长说听了录音后认为非常好，鼓励殷承宗继续搞下去，从此他开始名正言顺地进行钢琴曲创作。
殷承宗认为像李铁梅那三段曲子唱腔还比较简单，可李玉和、李奶奶的一些大段唱腔难度较大，不潜心研究就写不出。他来到中国京剧团，整天坐在乐池看《红灯记》的演出，最后他把整出戏连锣鼓到台词全都能背下来。1968 年春，他把写好的曲子（李铁梅五段、李玉和三段）和刘长瑜、钱浩梁进行认真的排练，录音后送上。
1968 年 6 月 30 日深夜，殷承宗在睡梦中被唤醒，说是中央领导要接见他。接见时首长特别肯定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创作，并决定做为建党四十七周年的特别献礼，第二天要向全国广播。殷承宗听到后简直不敢相信，他兴奋得整夜再也睡不着，仿徨了这么多年，钢琴终于可以翻身了。
1968 年 7 月 l 日，钢琴伴唱《红灯记》向全国广播，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47 周年的文艺晚会，聆听了殷承宗的钢琴伴唱《红灯记》这个“洋为中用”的艺术新形式。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上台接见演员。翌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特大号字通栏报导这条新闻，并配有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在台上与演员合影的大幅照片。好久没有在收音机里听到钢琴声的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学生，兴奋得上天安门广场游行，贴大字报，庆贺钢琴重获新生。紧接着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把它拍成影片在全国公映，一时轰动全国。有人认为，这是钢琴音乐在中国史无前例的大普及、大扫盲，因为当时的确有很多人是从这部纪录片中才认识钢琴的。
后期殷承宗又创作了李玉和、李奶奶各两段，最后定稿的钢琴伴唱《红灯记》共十二段。
钢琴协奏曲《黄河》
钢琴伴唱《红灯记》成功后，殷承宗开始考虑如何使钢琴从为京剧伴唱的位置上独立出来，使之突出钢琴的地位和真正的艺术价值。他想创作钢琴协奏曲，记得有张大字报写到中央首长接见中央音乐学院学生时曾说过：钢琴应弹京剧，弹《黄河大合唱》、《歌唱祖国》。他找了一些音乐学院的学生一起商量，最后还是把着力点落在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这部家喻户晓的现代中国最优秀作品上。为此成立了创作小组，有殷承宗、储望华、盛礼洪三人，加上殷承宗的学生许斐星做秘书，由中央乐团军代表带领，到黄河沿岸体验生活。他们先来到壶口，感受大瀑布的磅礴气势，接着便沿黄河上延安。一路上，他们和船夫一起拉扦、喊号子，一起与惊涛骇浪搏斗，渡过急流险滩。他们沿途和老乡们一起劳动、生活，听了不少抗日战争的动人故事。黄河边的生活体验，帮助他们对《黄河大合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体验生活后回北京开始写作，为了让老百姓听懂，决定采取组曲的方式一段一段地写，最后分成：《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怨》和《保卫黄河》四段，后来把《黄河怨》改为《黄河愤》。当写作到第四段时，创作组又增加了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刘庄。经过近一年的努力，1969 年年底前完成了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创作，送中央审查，得到的批示：第四段《保卫黄河》尾声用《黄河颂》旋律掀不起高潮，建议用《东方红》旋律。
1970 年 2 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查《黄河》。当殷承宗弹到第四段《保卫黄河》时，周总理一直在那里打拍子，乐曲刚完，总理激动喊出了：“冼星海复活了！”把在场所有人因创作演出成功的欢乐情绪推向了高潮，中央决定先试演几个月，以征求工、农、兵群众的意见。
1970 年 5 月 1 日，钢琴协奏曲《黄河》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正式公演。节目安排殷先弹钢琴伴唱《红灯记》，由于长时间疲于创作和演出，在弹《红灯记》时他扭伤了腰，一下子动弹不了。他咬牙坚持弹完，被送到附近医院。医生马上为他做紧急处理，经打针，绑绷带，再赶返文化宫演出《黄河》。他备了一张靠背椅，以防万一倒下去。在这种状况下演出《黄河》，乐队特别集中，演出非常成功，可演出后他三天动弹不了。
1971 年，殷承宗随中央芭蕾舞团出访欧洲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英、法、意六国，演出芭蕾舞《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每场演出前都加演《黄河》。原计划出访演出半年，后因林彪事件而取消去英、法、意演出，提前三个月回国。这是《黄河》第一次在国外公演。
在那个年代，因为众所皆知的原因，殷承宗于 1973 年也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被提为中央乐团领导。还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
古 曲
1972 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文艺界开放了近一年时间，伦敦交响乐团、维也纳交响 乐团和费城交响乐团相继到访，殷承宗和这些交响乐团合奏演出《黄河》。1973 年与费城交响乐团的合奏，《纽约日报》记者写了许多对殷好评的报道，之后，日本邀请他去演出，日方提出希望他弹的曲目中西各半，而中央只让弹中国的作品，可当时哪有那么多中国作品可弹呢。其实殷承宗在创作钢琴伴唱《红灯记》继而钢琴协奏曲《黄河》成功后，认为进而要创作更多的中国作品，好让钢琴有开独奏会的机会。
殷承宗获准组成由他和储望华、刘庄、黎英海、杜鸣心、王建中等人参加的写作组，专门写钢琴独奏的曲子。他和写作组部分成员连同钢琴搬进当时正在整修不对外开放的北海公园靠湖边的一栋设施简陋的小屋，室内没有自来水、煤气、厕所，要自己挑水，生炉子和使用室外公厕。但那里非常清静，任由你想弹什么曲子都可以，弹到深夜都没人理。殷承宗和他的同伴在北海整整住了一年，这是他们创作丰收的一年。
写作组选定了《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等能代表中国音乐精华的一些古典，拜访了多位琵琶演奏家，连国乐老前辈杨阴柳、曹安和都访问过，收集了许多资料，听了大量录音。他们用五线谱把每一个音符，滑音，指法重新整理。就这样，殷承宗埋头钻研了一年国乐，和写作组一道写出《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平湖秋月》、《三六》、《梅花三弄》、《百鸟朝凤》等曲子，又到陕北采风，写了陕北民歌组曲，殷还把钢琴伴唱《红灯记》的两段改写为钢琴独奏曲，杜鸣心把《红色娘子军》写成钢琴组曲。经过两年的努力，汇集成一个多小时的作品，送交文化部审批。没料到完全按照琵琶指法那种演奏方法写出的《十面埋伏》竟然没能通过审批，直到 1983 年才得到首演机会。
1975 年殷承宗应邀赴日本演出，除按日方要求演奏《黄河》，还演奏了那些古曲，并由 NHK 电视台录影在日本播放。
1975 年至 1976 年间，殷承宗还带领中国艺术团——一个由六十多位从全国各地挑选上来，拥有器乐、声乐、舞蹈各方面人才组成的表演团队，到南美洲、非洲的一些国家访问演出。
在中央乐团担任领导的那段日子里，他大部分时间在外搞创作，出访，及为所有来访的国家元首演出，还拍了五部与钢琴有关的电影《黄河》、《红灯记》、中国艺术团拍的《百花争艳》、英国记者格林拍的《前进，红色的中国》电影中，与北京交响乐团（后来的中央乐团）演奏李斯特第二钢琴协奏曲以及记录第二届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片段名为《音乐的春天》记录片。
息演四年
殷承宗由于创作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与江青有过工作上的联系，“四人帮”倒台后，他被作为“江青的红人”、“中央乐团四人帮的代表”而被审查了四年，其中还被隔离审查了十个月。这段日子是他有生以来最痛苦的岁月，但即使在被审查的日子，对自己演出生涯的前途并没有丧失信心。他始终记住一句话：“做一个演奏家，一天不练琴，自己知道，两天不练琴，同行知道，三天不练琴，听众就知道。”在那十个月不能练琴的日子里，他做了两件事：一是担心自己较小的手，如果不练琴会更缩小，因此每天做撑手指练习，没想到十个月下来，手不但没缩小，反而被撑大，能弹十度了（原只能弹九度）。二是每天在脑子里背念巴哈的平均律，并把以前弹过的东西默默地在脑子里背。
问题逐步搞清楚后，殷承宗被允许恢复自由。他立即找机会练琴，当获悉在住家附近的河北梆子剧团有架钢琴后，通过一位同学的关系，就到那里去练琴。已经三、四年没有演出的殷承宗，为了恢复上台的感觉，每星期天都开个小型音乐会，请同学和朋友们听他演奏，慢慢把舞台感觉找了回来。
他要求参加乐团排练和演出，但一直没得到安排。文化部的许多干部和广大音乐工作者以及新闻界人士，不忍看着殷承宗这样的人才长期被闲置，纷纷向上级反映，终于引起了中央组织部门的重视，一位负责专家工作的局长给中宣部长的信中写到：“……他的问题现在已查清了。他要求参加排练演出，但有关领导不知为什么不让他演出，硬要一个青年钢琴家去音乐学院做教师工作。这种做法在政策上是欠妥的，对于一个世界知名的钢琴家来说，不让他上舞台演奏，等于断送了他的艺术生命，其影响和后果是不好的，我认为应该改变这种做法，让殷承宗参加排练和演出活动。”这封信很快批转给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镇，黄镇表示完全同意，不再考虑某一些人的反对，当即指示乐团安排殷承宗演出，同时接见了殷承宗，予以安排和鼓励，并主动表示在殷演出时，他将尽可能出席音乐会。
重返舞台
1980 年 7 月 16 日晚上，殷承宗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举行钢琴协奏曲音乐会，演奏了 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和李斯特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由美国指挥家戴维·吉尔伯指挥，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协奏。这是殷承宗四年后首次重登舞台，他心情非常激动，当演奏完最后一个音符时，全场听众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长达十分钟之久，他感到这是首都听众对他的最大鼓舞。
1982 年 1 月，殷承宗在民族文化宫礼堂，再度由戴维·吉尔伯指挥、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协奏，演出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一部被全世界公认为钢琴名作中难度最高、只有技巧最精湛的钢琴家才能驾驭的经典作品，演出获得很大成功，全场听众为\这部世界名作首次在中国演出，为殷承宗向钢琴艺术高峰攀登进程中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而长时间热烈鼓掌。
美国著名钢琴家，历届柴可夫斯基和肖邦国际比赛评委尤金·李斯特教授听了殷承宗独奏音乐会后，激动地说：“1962 年我在莫斯科听过殷承宗的演奏，他的技巧，演奏也很辉煌，二十年后的今天再听，觉得他更加成熟，演奏更有说服力，最主要的是他自始至终把技巧融在音乐里，把我完全迷住了，我听了几十年的钢琴演奏，耳朵都听出了茧，但殷承宗的演奏却使我耳目一新，他不愧为青年钢琴大师。
踏上美国 再创辉煌
殷承宗于 1976 年 6 月结婚，太太陶宗舜是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 67 届毕业生，婚后不久，“四人帮”倒台，翌年女儿出生后不久，殷被隔离审查，在那完全被孤立的日子里，太太的支持，相互的激励，家庭的藉慰，帮助殷承宗渡过他一生中最艰辛的日子。
1979 年审查结束后，经历多年风风雨雨的殷承宗产生了到国外去重新奋斗的想法。出国审批手续几经周折，太太便先于 1980 年以留学身份到美国，殷承宗的申请最后上到了中央政治局才获批准，1983 年 3 月，他携同五岁的女儿踏上了完全陌生的美国，开始新一段艰苦创业奋斗史。
尽管他留学过苏联，接触过纯正的俄罗斯学派，但近二十年与西方世界的隔离，加之纽约这个融合各种学派，汇集着四、五百名钢琴家的音乐之都，都对他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而纽约卡内基音乐厅，这闻名世界、全美最著名的音乐殿堂，能够在那里演出，标志着资格被业界认同。
1983 年 9 月 28 日，殷承宗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首次独奏音乐会。10 月 2 日，《纽约时报》发表评论称：“对于我们这些常以‘孤立’来形容中国历史的人，殷承宗使我们惊讶，四十二岁、来自中国的钢琴家，星期三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他在纽约的首演，展现的不仅是他对器乐的卓越控制，还有他对乐曲的正确理解。在所有的乐曲中，殷承宗表现了对古典音乐的敏锐而又自然的领悟，特别是他弹奏的莫札特，能感觉到音乐张与弛的对比，并恰到好处地强调适当的片段。殷承宗在贝多芬和李斯特的乐曲里，展现出超人的力度和速度，证明他可以跟其他一流的钢琴家并驾齐驱……”演出的成功，舒缓了初到美国所承受的心理压力。
1985 年，殷承宗在华盛顿举行独奏会后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对记者说：“我到美国要干三件事：第一，我要在全美各地演出，在好的音乐厅演出，实现我从小就想到全世界演出，灌唱片的梦想；第二，在可能的情况下，向美国和世界的听众介绍中国的钢琴艺术；第三，今后年纪大时，把自己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年青的钢琴家。”
朝着这三个目标，殷承宗坚持不懈地努力，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不断地扩增曲目，由原来弹古典和浪漫派为主的乐曲，扩展到印象派的作品。在扩增曲目的同时也不断地扩展演出的地点，到美国后成了职业演奏家的殷承宗，足迹遍及美国四十个州和俄、英、德、芬兰、加拿大、韩国、新加坡等国，还多次到台湾、香港演出，他在世界许多著名的音乐厅举办过几百场演奏会，其中包括卡内基音乐厅（5 次）、林肯中心（3 次）、伦敦维格莫音乐厅、莫斯科音乐学院大厅、圣彼得堡爱乐大厅等等。得到了各地权威评论家的极高评价，曾拥有“中国最著名钢琴家”美誉的殷承宗，终于成功地登上并站稳在国际乐坛上。《华盛顿邮报》评论：“殷承宗的莫札特是保守而严谨的，表现出正宗古典的风格，他的舒伯特表现了高尚的气质。而今有些已成功的钢琴家避忌选择李斯特的曲目，但殷承宗的 B 小调《奏鸣曲》的演奏证明了他是李斯特专家。”
《芝加哥论坛报》评论：“在这个追求准确的时代，能聆听殷承宗这样的演奏是一种享受……它勇于冒险的精神在技巧复杂又艰难的李斯特 B 小调《奏鸣曲》中表露无遗，这首号称为李斯特钢琴作品中最高成就的奏鸣曲，给予表演者的挑战在于如何把众多的音群和变化的动机组合成条理的陈述。殷承宗对此曲的处理加了几许的炫耀，使得他的演出成为当今最有力的诠释之一。”
《旧金山记事报》评论：“殷承宗是属于诗人、哲学家型的艺术家，他的演出丝毫没有为炫耀而炫耀的倾向。他用恰到好处的控制和惊人的技巧流畅地表现了乐曲的深度，他的技巧在乐曲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这个角度看，殷承宗的风格极像阿劳，或许还要更细腻、更敏感……他的演出有少见的稳重和高贵的气质。”
《纽约时报》评论：“……殷承宗对圆滑的连音和歌唱般的音色特别注意，实在很难得听到一位演奏家把钢琴的音色表现得如此动人，如此富有感情……这是以灵敏的美感把琴音本身的美完全表现出来。”
《波斯顿环球报》评论：“殷承宗的演奏风格是诚实直接且有权威性。在史克里亚宾热情的第五号《奏鸣曲》中更是刚强、刺激而又充满丰富色彩，这首曲子有着奇特的组合，包括疯狂的速度和沉静的梦幻，因此有时会显得放纵或失去理智，殷承宗的演出既火爆又宽广，保持了一种特有的理智。”
殷承宗为实现他的第二个愿望，一直努力把中国的作品介绍给美国和全世界。但在八十年代，中国的乐曲还不被西方乐坛所重视，他只能在独奏会中当听众要求加演时弹。这些年来，经过他的努力，也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他不断把中国的钢琴曲目搬上世界著名的音乐大厅。1996 年他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出了中国的古典《十面埋伏》和《春江花月夜》。1997 年在林肯中心演出钢琴协奏曲《黄河》，听众反应非常热烈，舆论界给予高度的评价，把《十面埋伏》誉为“中国第一狂想曲”，说殷承宗是“将东方带到西方”的中国杰出音乐家和“最令人兴奋的钢琴家”，而《黄河》则成为在全世界演奏的经典曲目。
殷承宗在五十年代开始先后录制了十几张唱片。最近三年，又陆续录制的 CD 包括肖邦的《情怀》、德彪西的二十四首《前奏曲》、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和第三钢琴协奏曲、肖邦的钢琴协奏曲及中国作品钢琴协奏曲《黄河》、钢琴伴唱《红灯记》等。西方音乐家的作品是殷承宗的主要曲目，他按作曲家分类，有计划地录制系列专辑，也计划把他以前在中国时的作品出一个专辑，他认为录制系列 CD 是留给后人最好的东西，并落实了与中国唱片公司合作录制。
培养学生是殷承宗的第三个愿望，尽管随着演出越来越频繁，业余的时间越来越少，但他一直保持对教学的兴趣和专注，许多优秀的青少年钢琴家跟他学过琴，当中不少学生在国际比赛中得过大奖，诸如 1996 年英国里兹钢琴比赛第一名、1995 年波格瑞里奇钢琴比赛的头奖都是他的学生，在柴可夫斯基青少年钢琴比赛中，他的学生得过第一、第二。殷承宗还曾但任过克里夫兰音乐学院的常任演奏家和教授。
中国心
殷承宗旅居美国十年之后的 1993 年，接到祖国的邀请，为中央电视台 35 周年台庆演出钢琴协奏曲《黄河》，当他看到为录制第四段《保卫黄河》动员了上千人在中央电视台门口而屋顶上有几千人合唱队的壮观场面和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时，他非常感动，而当听到主持人赵忠祥报幕时，他再也忍不住地流下激动的泪水，观众从电视里看到殷承宗的镜头时都高兴地喊道：“殷承宗又回来了。”
自 1993 年后，他每年都回国两、三次。1995 年在西安八千人的体育场演奏钢琴协奏曲《黄河》，座无虚席。殷承宗对演奏用的钢琴要求很高，他认为如果没有好钢琴使他发挥不出来，那是对不起听众。他每次回国，几乎都要为赶在演出前把钢琴调修到符合要求而花费了大量时间，那些没有好钢琴的地方就无法去演出。这促使殷承宗决心自置一台钢琴放在国内供他演出专用。终于在 1997 年他买下了一台 1956 年为俄国钢琴大师李赫特访华演出而进口的钢琴，也是当年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首演及拍摄电影所用的钢琴。他从国外订购一批原厂的零件并找来技师进行大翻修后，成为一台非常好的钢琴，加上近年来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从此他能够带自己的钢琴到处去演出，地点也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延展。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中央电视台特地邀他在天安门广场演奏《黄河》，并在 7 月 1日“庆回归”节目中向全世界播放，殷承宗激动地说：我先后演奏《黄河》近五百场，唱片 CD 录制四、五次，可这次演奏使我格外深刻地感受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1997 年殷承宗有两个大型的巡回演出，当年春天，他率江苏的乐队奔波于祖国的大江南北，到了南京、镇江、南通、常州、无锡、苏州、南昌等地巡回演出。秋天，他又带领圣彼得堡交响乐团到北京、石家庄、上海、南京、武汉、厦门、长沙等地巡回演出。
有报道说：“殷承宗史无前例地成功举办了一系列大型钢琴交响音乐会，琴音缭绕祖国大地，影响深远。他为中国钢琴交响音乐史谱写了崭新的篇章。步入钢琴黄金时代的殷承宗，不论演奏哪一类曲目，都突现了其演奏的特点：结构严谨，声音纯净，色彩丰富，内涵深厚，他以炉火纯青的演奏技巧和丰富的感情世界，使他的演奏别具魅力和震撼力，而正是这种音乐内在的魔力，征服了亿万观众。”
五十周年 新的起点
踏入新世纪，迎来殷承宗钢琴艺术生涯五十周年，在各地为他举行的庆祝演奏会上，殷承宗特别精选了三套具代表意义的曲目：第一套是到美国后扩展的新曲目，有德彪西的前奏曲和舒伯特晚年的作品。第二套有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和《黄河》协奏曲，前一部是他荣获殊誉所演奏的作品，后一部则是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家喻户晓的经典曲目。第三套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演奏这部世界公认最高难度的作品，不仅体现殷承宗炉火纯青的演奏技巧，更体现了他五十年艺术生涯的跌宕起伏和不断排除艰难险阻，终于攀上顶峰的人生历程。
庆祝演奏会是又一次大规模的巡回演出，从美国亚特兰大、波士顿、明尼苏达的独奏音乐会拉开序幕，接下来他率领由郑小瑛指挥的厦门爱乐乐团从家乡鼓浪屿开始，经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地演出十几场，旋即带领闻名于世的俄罗斯圣彼得堡爱乐交响乐团，在圣彼得堡和台湾的台北、台中演出，继而他再到广东、上海、北京，最后回到纽约，以第五次在卡内基音乐厅上演为长达一年的庆祝演出活动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巡回演出有协奏曲音乐会，也有独奏会专场，所到之处，几乎场场爆满，反应极为热烈。
《黄河》协奏曲曾经息演十年，钢琴伴唱《红灯记》的乐音也在整整的沉寂了二十五年后，于 2001 年 4 月的北京和 6 月的美国德州再次演出，没料到听众的反应是那么热烈，甚至在临散场前拥上台去与演员大齐唱“浑身是胆雄赳赳”。
殷承宗对故乡鼓浪屿仍然是一往情深，他每次回国都要到鼓浪屿，为了使“音乐摇篮”、“钢琴之岛”更具实质的内涵而非徒有虚名，他倡议并具体参与有关成立厦门爱乐乐团、改革厦门音乐学校、引进第四届柴可夫斯基青少年钢琴比赛和构想创作钢琴协奏曲《鼓浪屿》，这些事项，在市和区有关领导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正在逐项落实。
庆祝五十周年艺术生涯的演出，虽然在卡内基音乐厅的热烈掌声中落下帷幕时划上完美的句号，但殷承宗把它看成是事业的新起点，他精力充沛，正处在演奏更成熟的黄金时期，他坚定地朝着既定的目标走，继续为实现到美国后立下的三个愿望而自强不息。
人们期待着殷承宗谱写出更美好的续篇。